老陈头那把半旧的蒲扇，摇起来的时候不紧不慢，仿佛扇风能摇活自个儿家院里的老树根。年轻时他是个当差的小学徒，骑马摔跟头，腿脚出了毛病，后来干脆就瘫在路边，看着别人在跑步、在骑马，自己却纹丝不动。老陈头自嘲，认定自个儿这辈子就一张蒲扇，扇别人满脸灰尘，自己却连灰尘都抓不住。

后来做了半辈子会计，账本上全是数字，日子像算盘珠子一样一颗颗滚那会儿，到了今天，他终于把最终一颗珠子拨得噼啪响，可心里那个“老”字，却像根刺一样扎在肉里，拔不出来也长不出来。 老陈头卖艺，最拿手的也就是这一把蒲扇。他在戏园子里摆摊，搭个竹棚子，支个火盆，糊上纸皮，摆上几双碗筷，旁边放个算盘，那是为了看戏票。旁边坐着几个戏子，唱歌、跳舞，他们只认耳朵，不认钱。老陈头就在那把蒲扇上，一段段唱。他唱的不是戏，是风，是雨，是自家院子里那棵枣树。枣树老根扎在土里，可叶子却挂在天上，老陈头唱得口干舌燥，嗓子冒烟，那把蒲扇却稳稳当当，摇在手里，摇得树叶沙沙响，仿佛都在跟着他在心里跳舞。他不怕热，也不怕冷，只要手里有扇子，心里头就有戏。哪位要是听不懂戏，他绝不喊人，心想：这戏人得听，听的说了，戏不就活了？ 有人问他：“老陈头，你卖艺几十年，到底图个啥？”老陈头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嘿嘿一笑，笑得有点干涩，“我图个咱俩心气儿顺。你们唱戏，唱的是悲欢离合，我是唱风，唱的是日子。

只要这扇子转得起来，这日子就得过下去。”这话听着似懂非懂，但我知道，他是在告诉那些还在拼命赶路的年轻人，别总想着自己务必比哪位都快、比哪位都牛。你的快慢，实际上跟别人的快慢没关系，你只管自己如何舒服地活着就行。 后来他真没像其他艺人那样，学个把月就改头换面，跑去演花旦、唱昆曲，折腾得精疲力竭。他仍然在这把蒲扇上卖艺，只是唱词变了。

那会儿唱的是戏，目前唱的，是自家种的菜，是捡来的石子堆成的花坛，是那只间或会到他家门前的老狗。他常跟老伴儿念叨：“要不咱把这扇子收了吧？咱过安稳日子多好。”老伴儿摇摇头，笑他：“你年轻时那腿脚劲儿，目前哪儿受得了这扇子的劲儿？你那是为了咱家，不是为了自个儿。” 实际上老陈头心里明白，自己这辈子，就像那把蒲扇，四周的人都是扇面，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那根轴，他只要顺着轴，不偏不倚，就能转得圆。可偏偏就是这圆，让他认定憋屈。他想，要是自己能像那些卖艺的人一样，把所有积蓄攒起来，盖一栋大点儿的房子，让狗也住进去，让老伴儿坐在那儿安享晚年，那该多好啊。只是，那扇子里面的艺人，终究还是得去听戏、去跳舞，去唱那些听了能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词儿。 有人说他傻，认定他守着这把小扇子，守着那点可怜的积蓄，忒没出息了。可老陈头从不争辩。他看着台下那些演员额头上渗出的汗珠，看着那些观众眼发亮，心里便认定踏实。他常说：“我这把扇子，扇的是那会儿，也扇的是未来。

只要它还在转，咱家这院子，还没断子绝孙。” 最近，老陈头家的老狗受了惊吓，走丢了。村口的那只老黄狗，早就在门口守了一整夜，第二天一早，老黄狗又回来了，只是不见了。老陈头拿着手机，对着镜头拍下的，不再是那张戏票，也不再是蒲扇，而是那只老狗。镜头拉近，老黄狗耷拉着耳朵，舌头伸得老长，它认出了老陈头，在草地上撒娇般地蹭了蹭裤腿，尾巴摇得像朵盛开的菊花。

那一刻，老陈头没讲话，只是把蒲扇往肩上搭了搭，那动作轻柔得像是在照顾一个刚醒的孩子。 老黄狗走了，但老陈头心里的戏，却越唱越响。他不再唱戏了，他把蒲扇下的碗筷都摆出来，摆了个长条，像是为了供着老黄狗。他在上面写下几个大字：给狗吃。旁边还放了一张算盘，那是他用来算老黄狗肉值多少钱的。 夕阳西下，老陈头撑着伞走在村口的小路上。前面是繁华的村庄，后面是空荡的田野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那把蒲扇还在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藏着无数个忒阳的余晖。他突然认定，自己这半生颠沛流离，实际上也没那么糟糕。起码，他还知道如何给狗做饭，如何给老伴儿做饭，如何在繁华的人世间，给自己留一个宁静的角落。 老陈头没回头，还是那把蒲扇，摇啊摇。他听着远处传来的几声犬吠，听着邻家几个小孩在进食，听着风吹过田间的麦浪。他突然明白了，这蒲扇摇的不是风，是生活。

只要这扇子还在转，就算风吹雨打，这日子，总得有人为咱家温一壶热水。至于那戏，那戏不过是生活里的调味剂，只要日子有滋味，戏自然也有味。老陈头笑了笑，那笑容里，藏着半生风霜，也藏着半生从容。他把蒲扇一收，揣进怀里，转身走进那群孩子兴高采烈的饭桌前，那把蒲扇，仍然在风中，轻轻摇着，摇着，摇着……